去年，泰国旅游业的复苏进展相当缓慢，整体游客数量仅恢复到疫情前的70%左右，但与此同时，政府财政赤字却高达GDP的4.1%，形势相当严峻。为了扭转这种局面，当时的总理佩通坦提出了一个“妙计”：推动赌场合法化，将从赌场收取的税收包装成“救命钱”，预计一年能带来约2000亿泰铢（约合55亿美元）的收入。这笔资金计划用于补贴全民医保和基础设施建设，一举实现财政收入增长和政府威望提升的双赢。
然而，这项法案的实施效果远没有预期那么乐观。根据泰国官方发布的数据，今年第一季度泰国GDP增速仅为2.5%，而旅游业则因为“王星事件”遭遇沉重打击。尤其是中国游客数量同比锐减近九成，欧美游客的增长也无法弥补这一巨大缺口。推动该法案的佩通坦因此风波不断，最终因与柬埔寨总理洪森的一通电话而被“停职”。面对巨大的争议，泰国内阁以253票通过撤回法案，暂时结束了这场风波。
更有趣的是，佩通坦下台后，泰国高层终于敢公开透露实情：事实上，早在法案推行之前，中方就三次向佩通坦发出警告，认为这项政策不妥。然而，佩通坦似乎并未认真听取中方意见。这位透露内幕的泰国高层是自豪党党魁，曾任副总理和内政部长，且在佩通坦执政期间与她共事。他透露，今年2月佩通坦访问中国时，中方领导曾在双边会谈中三次劝说她放弃赌场合法化计划，指出该法案可能对泰国旅游业和中泰双边贸易造成严重负面影响。
展开剩余72%然而，佩通坦并未采纳这些建议，当时中泰双方发布的公告中也完全未提及赌场法案一事。该高层坦言，尽管中方不会干涉泰国政策，但泰国政府忽视中方的劝告，显然不够明智。他更直言佩通坦政府一意孤行，导致中国游客骤减，给泰国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，即便现在撤回法案，伤害恐怕也难以挽回。
对于泰国来说，赌场合法化政策确实存在利弊，但不容忽视的是，负面影响远超正面收益。佩通坦希望通过该法案缓解经济困境，打造一个类似新加坡“综合度假村”模式的综合娱乐体系，吸引更多高端外国游客，预期增加10%的游客量，带来约2000亿泰铢收入和1.5万个就业岗位。此举还意在提振投资环境，拉动就业。
此外，佩通坦也想借助此政策重获商界支持，尤其是她家族因贪腐案流亡多年，她需要打造“经济改革者”形象，吸引年轻选民，抵消保守派对她信家族的抨击。然而，她忽视了泰国作为佛教国家，赌博合法化直接挑战了戒赌的宗教伦理，引发僧侣、教育界和妇女团体的强烈反对。更糟的是，法案未能抑制地下赌博，反而催生了大量中小型非法赌场，形成大赌场合法、小赌场泛滥的畸形局面。
法案推进还导致资源配置严重失衡。今年上半年，泰国娱乐综合体相关投资占外资流入的41%，而制造业投资同比仅有12%。这导致劳动力大量流失至娱乐产业，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，对泰国传统产业造成明显冲击。
从中方视角看，劝说泰方放弃赌场合法化主要基于几个关键考虑。首先，是防止跨境赌博对中国公民权益的直接伤害。中国曾是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，若泰国成为东南亚新的赌博中心，将吸引大量中国公民参与跨境赌博。赌博成瘾容易导致家庭破裂和债务危机，而赌场往往与洗钱、电信诈骗等犯罪活动密切相关，恐将使泰国变成犯罪集团的“避风港”。中国作为打击跨境赌博的主力国，面临的执法压力将大幅增加。
其次，中方希望维护中泰旅游合作的健康发展。旅游业是两国合作的核心支柱之一，2019年中泰旅游合作带动的贸易和投资领域共创造超过30万个就业岗位。反对赌场合法化，是为了保障这一合作的稳定性和正面形象。
更重要的是，中国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安全性极为敏感。赌场周边常伴随治安隐患，如盗窃、诈骗和暴力冲突等。一旦赌场合法化导致泰国旅游安全口碑下降，将严重影响中国游客的出行意愿，进而冲击中泰旅游合作的基础。
目前，东南亚正处于经济复苏和秩序重建的关键阶段，赌场合法化有可能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催化剂。作为负责任的大国，中国必须推动区域协同发展，促进稳定与繁荣。因此，中方的立场并非反对泰国发展，而是希望泰国选择更可持续、更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道路，最终实现两国人民的根本福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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